南开大学MBA商慧在线从容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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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20-02-16 17:45

  庚子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在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情况下,南开商科人也行动起来,运用商科智慧为科学应对疫情防控,理性面对疫情中、后期的经济现象提供建议参考。愿我们风雨同行,同舟共济,同心协契,共度难关!商慧在线,从容战疫!

  1965年出生,吉林省集安市人,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83年9月入南开大学管理学系读本科,1991年3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管理学系任教。先后担任企业管理系主任、MBA中心常务副主任、商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商学院院长、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创新创业协同促进中心主任。

  创业因机会驱动,围绕着机会价值的开发而努力。那么,机会来自于哪里?大体有两大观点:对创业活动的调查发现,70%左右的创业机会来自以往工作的改进和完善,也就是说,多数机会都和以往的工作有关系,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有关系,这也是很多人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先工作再创业的原因。另外一个观点是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他提出机会有七个主要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意想不到的成功,排在第二位的是意想不到的失败。也就是说,机会主要来自于意外。这两方面有交叉,但也显著不同。平常机会与以往工作关联强,特殊时期意外应该更值得关注。此次疫情的大面积爆发显然意想不到。

  我们可以分析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如此次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是线下服务业,越是人员密集的行业损失越大;也可以预测可能的改变以及那些产业会得到发展,如野生动物至少得到短期的喘息和休养生息,世界各国的“隔离”相当于变相的经济封锁,在线支付会更加活跃,物联网及其应用发展得将更加快速等等。但在这都很难说是机会,我们这些研究创业的学者也很难告诉你什么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创业是创业者和机会的匹配,适合你的机会才是机会。

  比较而言,人更喜欢预测,更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更期待有诸葛亮式的人物指点迷津。其实这正说明了预测的困难,说明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甚至恐惧。我也一样,这些天看了不少有关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哪些产业会崛起等方面的文章,结果比较失望,感觉观点都差不多,有些观点因为人们对疫情的恐惧而被放大,还有的文章指出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17年后的防疫举措不少还在重复。有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疫情短期会造成巨大影响但是否会改变长期的逻辑?这位朋友提此问题是为了分析股票走势,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比如,疫情把人都圈在家里,偶尔出来刻意与行人保持足够远的距离,疫情过后,这会形成习惯吗?

  我不反对预测,比较而言我建议大家多研究政府的政策,利用好政策,分析政策的着力点,因为政策要解决问题,而且是实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可能就是机会。

  相对于外部,更多地要眼睛向内。全面审视自己的业务、客户关系、供应链、产品和服务、成本结构、赢利点等等,感受疫情带来的意外,看看有没有没想到,看到意外,不要设法消除,尝试看看是不是机会。这样的分析也许没有看到疫情带来的变化,而是看到了以往业务中的意外。发现意外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宅在家中,我想别人也会宅在家中,设计了问卷请企业家朋友帮忙填写,微信联系了10几位,好几位告诉我因为防疫,近日特别忙,实在没有时间,能否错后填写。

  这些天人们愿意举马云和刘强东在非典时期的例子。马云在2003年非典期间推动了C2C网站淘宝的诞生。京东不得不通过线上做生意救活了公司,非典过去之后,刘强东关闭实体店,彻底转型做电子商务。这是因为疫情催生了新的产业,之后又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冲击的例子。此次比非典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会催生什么新的产业,又会对目前的商业模式产生什么样的颠覆性冲击,很难说,很多是人们试出来的,不只是想出来的,这是上个月去世的著名学者克里斯滕森教授破坏性创新理论的主要发现。这样的机会更像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具有普遍性。多数创业者还是要立足于自身。

  还有一个好的办法是多问问题,多从不同角度提问题,多提为什么、为什么不这类问题,而且不要急于尝试回答。机会背后是顾客实际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是根本,其他都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帮助。在众多的创业类型中,用户创业近年来被重视。用户创业,顾名思义,是用户是把自身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扩展,帮助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不断滚动发展起来的。

  作为学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些是创业机会,但我们可以分析机会的性质和机会识别的一般路径、手段和方法,还可以提醒大家经常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

  机会的性质会变化但总量不会减少。经常有人问我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机会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我的看法是一定多了,但投机性的机会少了,基于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多了。改革开放初期说在创业?社会边缘群体,胆量大的。现在,创业者群体大众化了,研究生、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创业的很多,很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机会的多与少。

  关注机会但不要投机。疫情的突发性会造成短期的巨大影响,也会孕育一些特定的机会,如口罩的极度短缺,但如果说口罩生产会是一个长期的机会,大家都不会同意。短期生存压力是很大,但还是需要坚持长期导向,这涉及到资源配置等很多决策问题。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研究”首席专家,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2009-2010),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FAP工作组专家,《情报学报》、《情报科学》、《现代情报》、JDIS等期刊编委。主持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地方政府委托等20余项研究课题。在JASIST、GIQ、JOI、JIS、《情报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等发表中英文论文1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

  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公共健康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也暴露出疾控管理体系在医护力量、组织结构、应急反应机制、风险信息感知和危机预警方面存在的不足。从疾控管理体系的决策效率和反应能力来看,需要提高公共健康风险的数字化治理能力。

  在公共健康领域,对于风险信息的及时捕获可以帮助相关部门尽早做出防控决策,防止疫情蔓延扩散。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在提倡“智慧大脑”,但是光有大脑是不够的,大脑只是信息处理中心,信息的感知和收集还需要依靠分布在各系统的神经末梢。因此,还需要建立风险“智慧感知神经末梢”,实时捕获、收集风险信息。比如,对于一些早期在微博、微信群里传播的疫情信息,不应该轻易判断为“谣言“,而应该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和警觉性,进行实时收集和分析。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武汉疫情信息的传递路径主要为:接诊医生—医院领导—区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市级行政管理部门—省级疾控中心—省级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疾控中心。这样一个漫长的层层上报的信息链,不但速度缓慢、效率低下,而且在最初的环节出现了判断偏差和信息损耗。因此,有必要建立扁平化的数据通路,设立专门的信息平台,由一线医生直接上传相关的风险预警信息,由各级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实时共享、分析信息,提高决策咨询的科学性和效率。目前,政府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一些政府网站开通了公民直接建言献策的通道,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事关重大,更应该长年开通此类通道,缩短信息上报路径,提高信息分析处理效率,将重大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风险信息共享包括向上级部门共享和向同级其它省市专业机构的共享。在本地专业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适时将风险预警信息与其它省市专家共享,可以更快地做出正确判断,抢占疫情控制的先机。同时,也可以避免单一机构因发表论文之需而垄断信息的情况。

  政府决策与行政管理部门每天会接收大量信息,应该划分风险预警信息级别,对于事关重大的公共健康风险信息应该设立足够的优先级,在第一时间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快速做出应急反应。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首次遇到,2003年的“非典“疫情人们还记忆犹新,而且将来再次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小。因此,建议建立长效机制,在非典及屡次传染病防治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形成可复用的知识库,包括专业知识、典型案例、专家名录、亲历者记录,等等。一旦危机事件再次发生,可以快速实现知识复用,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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